兵荒马乱中的茶马贸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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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荒马乱中的茶马贸易

尽管瓷器发明于中国,但英式下午茶却将瓷器茶具发扬光大 […]

兵荒马乱中的茶马贸易

尽管瓷器发明于中国,但英式下午茶却将瓷器茶具发扬光大,令全世界已想到英式下午茶,必要配备最正统的英国产茶具。湖区、圣爱甫兹、爱尔兰等是英国历史悠久的陶瓷镇,那些耳熟能详的韦奇伍德、骨瓷名门斯波德、以典雅绘图风靡全球的皇家道尔顿都源自那里。

瓷器茶壶

滤匙及放筛检程式的小碟子,杯具组,糖罐,奶盅瓶,三层点心盘,茶匙(茶匙正确的摆法是与杯子成45度角),七吋个人点心盘,茶刀涂奶油及果酱用,吃蛋糕的叉子,放茶渣的碗,餐巾,一盆鲜花,保温罩,木头拖盘(端茶品用)。另蕾丝手工刺绣桌巾或托盘垫是维多利亚下午茶很重要的的配备,因为象征着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生活的重要家饰物。

有了这些气氛更要有优美的装饰来点缀,在摆设时可利用花、漏斗、蜡烛、照片或在餐巾纸上绑上缎花等等,都是很好的装饰方式,不过现在的下午茶用具已经简化不少,很多繁冗的细节就不再那么注重了。

标准配备器具

1.瓷器茶壶:(两人壶四人壶或六人壶,视招待客人的数量而定)瓷器的茶壶名贵质佳,图案历久不变,是值得珍藏的传家宝物。

2.滤匙及放过滤器的小碟子:倒茶时,可将滤杓置于茶杯上过滤茶叶,优雅又方便。

3.杯具组:正统红茶茶杯,杯口圆而宽广,可将红茶优雅的香气扩散出来,茶杯刚从东方传入西方时,并没有把手,把手是由西方所发展出来的。

4.茶叶罐:金属材质的茶叶罐,密闭性佳,可以保存红茶原有的风味。

5.糖罐:和广口鲜奶瓶大小差不多的砂糖罐,通常有盖子,在红茶内添加一匙砂糖饮用,更能带来另一种风味。

6.奶盅瓶:使用广口鲜奶瓶前,要先以热水将奶瓶烫过,再加入新鲜的冰牛奶,使之回温,再加入红茶中。

喝茶的摆设要优雅

7.三层点心盘

8.茶匙:根据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惯,应将茶匙以左斜45度的角度置于托盘的右上方。

9.个人点心盘

喝茶的摆设要优雅,正统英式下午茶,所使用的茶以红茶中的香槟,大吉岭红茶为首选,或伯爵茶,不过演变至今连加味茶都有。就英国正式的下午茶来说,对于茶桌的摆饰、食具、茶具、点心盘等都非常讲究,道具包括茶杯、茶匙、茶刀、茶碟、茶盘、叉子、糖罐、奶盅瓶、餐巾等,及茶壶、漏杓、三明治盘共用,将这些食具摆在圆桌上,桌巾亦可选择刺绣或蕾丝花边,再放首优美的音乐,此时下午茶的气氛便营造出来了。

关于普洱茶冲泡,保存等知识请加美女茶艺师董董微号:dydy400(长按复制)交流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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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:小青柑

昨日傍晚,快递哥敲门,一份新会快件,打开,《新会柑桔栽培综合标准化手册》映入眼帘。这沓厚厚的资料,是好友李月双女士一页一页影印的,手捧,满满暖意。回屋,放在书桌上,转身,泡上一壶柑普,坐下,仔细打量封页,上方一簇大红柑,中间是“新会柑桔栽培综合标准化手册”,底部标注“新会县经济作物局编”,满满的时代感。

翻开,有一段题跋,“振兴新会,发挥优势,种果致富,柑橙首位。——李立峯,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”,此跋为原新会县委书记李立峰先生手书,岁月沧桑,更显这份资料的珍贵。笔者一再提到,新会茶不离新会茶枝柑,因而新会茶枝柑的栽培种植甚为关键,是新会茶产业腾飞的基础。这本手册,丰满了笔者研究新会茶种植的第一手素材。我是新会人聂健宏,今天接着讲新会茶的点点滴滴。

在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的指导下,六十年代末,新会县司前镇昆仑乡,培养了首批新会柑种植的专业技术人才,李国钦先生和李提协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,当地人亲切的称之为钦叔和协叔。他俩联手,专职负责茶枝柑种植技术的培训和推广。而现已作古的协叔正是笔者好友李月双的父亲。据仍健在的钦叔回忆,约1963年至1973年期间,青年的他在大泽驻扎,教技术,办种植,搞试点,百亩试点连年丰收,环城公社全民,各生产大队队长分批次前来学习,县区各公社领导现场观摩。村头大榕树下,一块黑板挂树叉,学习群众坐落石板上,协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,星火相传,教授着新会柑种植技术的经验知识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根植乡土的技术人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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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眼进入八十年代中,农业政策、改革开放、和生产硬件三者的改善,使地方经济进入了快车道。新形势下,茶枝柑标准化栽培技术呼之欲出,新会县作物局总结了本地柑农近十年的经验,借鉴并结合全国柑桔种植的先进理念与技术,参考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1972年4月编制出版的《柑桔栽培手册》,组织新会县级的农科骨干力量,共同编写了《新会柑桔栽培综合标准化手册》,这本手册,从新会水土气候的特点出发,完整的阐述了新会大红柑的育苗、营养和施种并病虫害防治等标准化操作指导,成为新会茶枝柑种植栽培的“秘笈”,使700多年新会柑不变的传统种植得到提升。

寻根查源,论新会茶发展。新会柑的种植栽培,是新会茶业之本原,之基石,之根底。然放眼全球,笔者有缘在1998年高中三年级申请前往以色列交流,这小国,农业之发达令人惊叹。以色列大部分农田、100%的果园、绿化区和蔬菜种植均采用滴灌技术进行灌溉,是独特的滴灌王国。笔者在学习中体会,技术的发展提高固然重要,如果没有高效的土地政策和组织合作生产机制,也达不到以色列现有的农业高度。以此为参照,近观我们新会柑与新会茶业的发展态势,2016年可谓春风得意百花齐放,但,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,未来几年,如何根据新会经验,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来组织长效健康的生产经营,新时代,新课题,就在眼前。

“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,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,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,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。因此,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,有所发现,有所发明,有所创造,有所前进。”——毛主席语录

我是新会人,出生时就是农民,下回接着讲新会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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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始盛于唐,至宋影响力达到顶峰,不仅成待客“必需品”,更发展成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。而推动者恰是宋太祖赵匡胤。

如果说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了武将对赵家皇权的威胁,那宋太祖之前悄无声息“废座撤茶”则是在文臣面前立威。正、野史都说到这事,960年二月,“黄袍加身”的赵匡胤召宰相范质等议政。召见之初设座赐茶,与之“坐而论道”。范质行礼完毕刚要坐下,赵匡胤就说:“朕最近有些眼花,看不清东西,烦请爱卿将奏折拿到朕面前。”范质上前递折子的空当,早已受命的内侍便把宰相的座位与茶全部撤走。范质回身欲坐,发现座位与茶都不翼而飞,只好站着搭话。从此,大臣们上殿议政再也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。

宋太祖这一举动,对大臣们而言,皇帝赐座赏茶就成了荣耀、就是给面子。如此一来,得到皇帝所赐御茶便成大臣梦寐以求的事。皇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,因而“赐茶”成了施恩臣子的妙招。

宋王巩《甲申闻见二录补遗》记载了宋神宗在议政的崇政殿召见时任太子少师的张方平时就“赐座啜茶”。当然,与议政殿赐一杯茶相比,大文豪苏东坡就更幸运。王巩《随手杂录》说,宋哲宗曾经派太监秘密赐茶给苏东坡。赐茶的使者极其神秘地对苏东坡说:“某出京师,辞官家,官家曰:辞了娘娘来。某辞太后殿,复到官家处,引某至一柜子旁,出此一角,密语:赐予苏轼,不得令人知。出所赐,乃茶一斤,封题皆御笔。”这个故事。至今读来令人捧腹,不过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贡茶之珍贵,连皇帝都把它当成一等一的好东西。苏东坡得到这样珍贵的赏赐后,并没有独吞,还分赠给朋友,的确是豪迈慷慨,加上他文学造诣,称“千古一人”也实不为过。

皇帝赐茶、大臣分茶、文人咏茶,喝茶习惯遍行于宋境,由此进化出了一系列与茶有关的习俗,“非茶不交,点汤送客”。宋林駉《古今源流至论续集》卷四谓:“迨至我朝,往往与盐利相等,宾主设礼,非茶不交。”宾主对坐,桌案上总会摆着一副茶具、热着一碗茶。至于喝茶规矩,宋朱彧《萍州可谈》卷一“茶汤俗”条说得明明白白:“今世俗客至则啜茶,去则啜汤。汤取药材甘草者屑之,或温或凉,未有不用甘草者,此俗遍天下。”宋代迎客喝茶,送客喝用甘草香药熬煎的汤水,即所谓“点汤送客”,这一习俗延续到元末。清朝以后,茶饮取代了甘草药汤,送客时,端起茶杯就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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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于五代的点茶法,盛行于宋元时期,北传辽、金,并于宋代东传日本后流传至今,现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道采用的就是点茶法。到明朝前中期,仍有点茶法存在。朱权“崇新改易”的烹茶法实际上依旧是点茶法,到明后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这时候兴起的就是我们至今仍在采用的泡茶法,而我们对茶叶的利用,也正式终结了“吃茶”时代,步入到了“饮茶”“品茶”的时代,茶叶正式告别了食品形态,以饮品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。明初朱元璋废除龙团凤饼后,散茶独盛,炒青散茶制法日趋完善,绿茶、黄茶、红茶、黑茶均有生产,茶风也为之一变。明代陈师在《茶考》说:“杭俗烹茶,用细茗置茶瓯,以沸汤点之,名为撮泡。”置茶于瓯、盏之中,用沸水冲泡,明时称“撮泡”,这种方法从此沿用至今。

明清更普遍的还是壶泡,即置茶于茶壶中,以沸水冲泡,再分到茶盏中饮用。壶泡的主要程序有备器、择水、取火、候汤、投茶、冲泡、酾茶等。现今流行于闽、粤、台地区的“工夫茶”就是典型的壶泡法。

其实泡茶法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,只是到明朝全面散茶化后才盛行起来而已。唐代发明蒸青制茶法,专采春天的嫩芽经蒸焙之后制成散茶,饮用时采用的就是全叶冲泡法。这是茶在饮用方式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。散茶品质极佳,饮之宜人,引起饮者的极大兴趣。为了辨别茶质的优劣,当时已形成了审评茶叶色香味的一整套方法。宋元虽然盛行点茶法,但全叶冲泡法也是一直存在的。

至明代,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,饮用方法基本上就以全叶冲泡为主了。许次纾对泡茶方法有独到见解,手中撮茶,把热水注入茶壶,然后迅速把茶投入开水中并把壶盖盖严。等大约呼吸三次的时间后,把茶水全部倒在盂中,然后再把茶倒入壶中,等大约呼吸三次的时间,让茶叶下沉,然后把茶水倒在茶瓯中,献给客人。

到了清代,白茶、乌龙茶开始制作,闽粤盛行工夫茶泡法。纵观历史上饮茶方式的演变,其实归纳起来就是一个由简入繁,又从繁出简的过程。

由简入繁是指制茶工艺日趋完善,从直接利用鲜叶到加工制作技艺不断提升,最后演变出六大茶类的过程。从繁出简是指品饮方式日趋精简,从添加各种配料调味到逐步减少配料,直至饮用清茶,追求茶叶原味的过程。

这两者之间,时间上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。当制茶工艺不足以满足人们品饮需求的时候,我们需要相对复杂的饮茶方式,而当制茶工艺提升到一定程度时,饮茶方式就可以简单起来。比如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普洱茶膏、茶珍(粉)等深加工型速溶产品,不仅易于携带和冲饮,而且也便于调饮,未来或许会开创出一种新的饮茶方法也不好说。

回到普洱茶的冲泡本身,尽管普洱茶也曾作为贡茶走进过红墙黄瓦的深宫大院里,但历史上并没有专用的冲泡器皿出现,也没有形成过程序化的冲泡流程。现在普洱茶的冲泡器皿和冲泡方法,实际上是跟乌龙茶学习借鉴后发展起来的。放在大的饮茶方式中,现在的普洱茶当然属于泡茶法。但具体到细微的泡茶方法上,普洱茶因为有生茶、熟茶、新茶、老茶、纯料、拼配之分,再加上仓储情况的不同,以及茶客们对茶性了解的不同,所以在基本冲泡步骤的基础上,一些泡茶手法也就不尽相同,甚至出现了“南泡”“北泡”等不同的流派。然而不论怎样泡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泡出一杯更好喝的普洱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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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夷岩茶大红袍,是中国名茶中的奇葩,它是武夷岩茶中的王者,堪称国宝。众所周知,武夷岩茶大红袍素以“茶中之王”被世人知晓,为何能享得如此美誉呢?

高端茶:

历史上武夷茶就是历代帝王的贡茶。连续多年获全国乌龙茶类金奖、获首届中国国际茶博会金奖。国务院、文化部正式下文公布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武夷岩茶(大红袍)的制作工艺名列其中。武夷岩茶(大红袍)制作工艺是手工技艺中唯一制茶工艺,大红袍更是茶中之王,被誉为“国之瑰宝”。

生态茶:

武夷山的土壤,气候,湿度等自然条件优越,形成独特的气候,再加上被评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制作工艺,使得生长的大红袍天赋不凡,得天独厚、品质超群、独具特色、香气馥郁、回味甘爽、“岩韵”明显。

品牌茶:

大红袍的品牌地位是由历史积累,文化底蕴,绝佳的品质等因素决定,加上多年来武夷山旅游线路的推出,来武夷山旅游的人,大部分看过九龙窠的大红袍母树,听说过大红袍神奇的传说,大红袍的名气随之名播四海。

健康茶:

武夷岩茶自古就作为一种养生保健的最佳茶饮,传说中神农曾以它解72毒,更因治好县令、赶考书生、皇后等的疑难杂症而得名。现经科学研究测定,武夷岩茶富含钾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,可分离出草酸、单宁酸和懈皮黄等混合物,对人体益处极大。

名贵茶:

在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武夷山大红袍文化节暨“大红袍”极品拍卖会上,20克“大红袍”茶叶拍出20.8万元的惊人天价。

综上所述:大红袍果然名不虚传,集万千优势于一身,“茶中之王”的美誉众望所归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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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在汉代已被作为饮料。到唐代,民间饮茶成风,茶已成为百姓日常消费品,产销量日益增大;封建国家开始通过税茶以筹集财政收入。于是,在盐、铁、酒税之后,又产生了茶税。

赵赞

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(公元783年),由度支侍郎赵赞建议施行。贞元九年(公元793年),盐铁使张滂制定税茶法,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之商人通行要路,委所在地税吏,将茶叶分三等定价,按1/10征税;当时每年得茶税收入达40万贯。

唐文宗时(公元827—840年)又实行专卖制,将百姓茶树移植于官场,由官府焙制,卖给商人;后因百姓反对而取消专卖,恢复征税制。唐代自税茶以后,茶税额不断增加,每年近百万缗,成为仅次于盐税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。五代十国时的后汉、楚和后蜀也曾税茶和榷茶。楚王马殷(公元907—930年在位)鼓励民间种茶;民茶由官府抑价收购后,或运至黄河以北交换战马,或招徕各地商人来楚购茶,官征茶税;并在襄、唐、郢、复等州,直至开封,置邸务卖茶,利至十倍;每年茶利收入,以百万计。

楚王马殷

宋代也把茶课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;国家通过各种方式,从茶的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取得收入。

从生产方面,国家主要是向茶农(宋称“园户”)征茶租。茶租以实物茶缴纳,园户每年缴纳的茶租,即岁课,淮南为865万余斤,江南1027万余斤,两浙127.9万余斤,荆湖247万余斤,福建39.3万余斤。园户除输正税外,一些地区还要输纳以土产、茶课估价、经总制钱、头子钱为名目的各种额外征课。

从销售方面征收茶课的方式有三种:

一是禁榷法。国家在产茶地设立榷货务和山场,除征收园户茶租外,同时还按国家规定价格收购园户交租后所剩的全部余茶,并以垄断价格向商人售卖(国家禁止园户将茶叶直接卖给商人),从而为国家取得收入。宋太宗至道末(公元997年),国家卖茶收入约为285.29万余贯,真宗天禧末(公元1021年)又增加了45万余贯。

二是入中法。国家令商人将粮草或金帛输至边防指定地区或京师,官府估定所输实物价值,给以要券,称为“交引”,商人持引到指定茶场领茶运销,所以又称“交引法”。入中法有利于国家财政,例如,让商人入刍粟于沿边州、军,可省去国家为边军征集与运送粮草之烦。商人也因有利可图而乐于接受。如天禧中(公元1019年),商人于京师入钱八万(准许有6/10实物),可以得到价值十万的海州或荆南茶,海州、荆南茶质量好,易于销售,所以商人趋之若鹜。

三是通商法。通商法实行于仁宗嘉祐年间(公元1056—1063年),国家向园户征收茶租,向商人征收茶税,允许茶商与园户自由交易。通商法可以精简榷茶机构,减少国家开支。但由于茶租与茶税过重,影响了园户、茶商的积极性,所以,实践结果并不理想。

徽宗崇宁元年(公元1102年),蔡京当权,废除通商法,又行榷茶法。在产茶州、县置茶场,茶民赴场缴税后,官给短引,限定斤数,可将茶运于旁近州、县售卖。商人在京师榷货务或边塞入纳金银缗钱或粮草,则给长引,贩茶于指定州、军售卖,于售卖地纳税。政和二年(公元1112年),又规定长引为茶120斤,输缗钱100,短引为茶25斤,输缗钱20。

南宋对茶仍行禁榷制度,用长短引法。

宋朝还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开展茶马贸易。吐蕃出良马,而缺茶。宋朝与辽、金、西夏用兵,需战马。宋王朝就将在四川榷茶所得茶叶,运至甘肃、陕西一带,与吐蕃商民进行茶马互市。神宗熙宁年间(公元1068—1077年)又设茶马司,经营川、秦茶马之政。茶马司建立以后,每年易马约3万匹左右。南宋乾道初(公元1165年),易马9000余匹,淳熙(公元1174—1189年)以后,达1.9094万匹。

元代茶课也用引法。元世祖至元十三年(公元1276年)规定长短引之法,按三分取一原则,长引茶120斤,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,短引茶90斤,收钞四钱二分八毫。以后不断增课。至元十七年(公元1280年),废除长引,专用短引,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。至元三十年(公元1293年),茶引之外,又设“茶由”,开始每“由”茶九斤,收钞一两,后又改为自三斤至30斤,分10等课税。同时严禁私茶。元代茶税不断加重,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征茶税1200锭,元仁宗延祐七年(公元1320年)则增至28.9211万锭,是至元十三年的240余倍。

明代也实行茶专卖,施用引法。官府将茶引数下达于各州县,商人要贩茶,须向官府纳钱买引,凭引运销,每引茶100斤,纳引钱200文。不够引者称畸零,另给“由帖”运销。后来引价逐渐增长,每引茶100斤,输钱1000,每由茶60斤,输钱600,后又规定每引、由一道,纳钞一贯。引价即是茶商向国家缴纳的茶税。无茶引、茶由贩茶,按私茶论处。

对产地茶民所征茶课,江南三十分取一,川、陕为十分取一。

明代为了边防需要,也在川陕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。茶马贸易可以得马卫边,又可以减轻内地百姓养马负担,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马价,调节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,所以茶马交易自明初至明末一直推行不废。茶马交换比例,洪武十六年(公元1383年),陕西河州茶马司规定,上马给茶40斤,中马30斤,下马20斤。洪武二十一年(公元1388年),四川岩州茶仓规定,上马给茶120斤,中马70斤,下马50斤。

明代还有商人纳米中茶,以茶中盐等做法。清代茶法分官茶、商茶、贡茶。官茶用来储边易马,征收税率为50%,以实物茶缴纳,官府用所得税茶与西北游牧民族易马。清初定陕西茶马事例,上马给茶120斤,中马给茶90斤,下马给茶70斤。康熙年间,易马之需逐渐减少,茶课也随之改变,甘、陕官茶由征实改为八分征实,二分征银。商茶按引课银,每引一道运茶100斤,附茶(做运费)14斤;引课税率各地不一,如浙江每引征银一钱,四川征银一钱二分余。不行茶引的各省区,只于茶商过境课税,或略收落地税。贡茶为皇室及陵寝用茶,于浙江所收茶引买价内办解,共110余篓。

清代前期茶课收入不多,“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,无定额外,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,少只数百两或数十两。即陕、甘、四川,号为边引,亦不满十万金。”《清史稿·食货五》

兵荒马乱中的茶马贸易

那时藏区的滇茶,相当一部分是走木里或西昌进入康区,在西康就开始销售了。也就是说,向北再向西进藏的道路当时更加通畅,同时,有一部分茶借着销往藏区的名义中途就开始边走边卖了。这条道路一直是滇西大理、鹤庆商人们的传统路线,个人感觉,这条路也应该是滇北茶马古道的正路。

在古代,中原交通以牛车、水运为主,他们的好处是运量大,便宜。但水运受限于航道,牛车速度太慢,用马车则更有优势。一旦“中原变乱,边患无常之际,马之为用,更重于平时。”因此,我们常常将兵马两字连用,将它当成国之利器,关乎社稷安危。

然而,良马主要产于塞外,《汉书》有如下记载:“虏皆骑马,日行数百里,来如风雨,去如决弦,以步追之,势不相及。今莫如市马。”当时用来买马的主要是金银和丝绸,然而金银有限,丝绸也因制作困难,中原市场较大而供不应求。

1913年,滇商在西藏芒康被害后云南方面与川军协商的文件。图中文件是民国初年关于云南商人经过北线去往康定(当年叫打箭炉)的文件,从文件中可见,此路虽然商旅辐辏,但并不平静。清末沿途的喇嘛利用寺兵设卡收税,民国中土匪、官兵时出抢掠,严重时会有人亡物损的风险。因此,两条进藏的道路互为补充,形成网络,必要时,大家会寻找相对安全的道路。

到了唐代,种茶业兴起,一种年年生生不息之农副产品,因有解青稞之热,肉食之腥的奇效,成了边疆贸易的重要等价物,“睦邻不以金帛,控驭不以师旅,以市之微物,寄疆场之大权,其为茶乎。”茶马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中国的茶马互易政策肇始于唐代,茶马司的设置则始于宋。由于这两个时期云南还属于南诏或大理国统治,同时南诏自己产小马,也产野茶,两样都不入中央政权的眼,故当时南诏、大理国北部有沟通交流的道路,但没有茶马互易的需求。

说这些道路是茶马古道似乎有些牵强。那时的茶马司主要设置于川陕,与云南没有关系。到了明代,我们注意到滇北昭通(当时叫乌蒙)所产乌蒙茶出现在典籍中,但当时乌蒙归四川马政管理,故不宜把它纳入云南。

当然,元、明两代典籍中关于云南北部少数民族中存在茶叶、土货交易的文献是不少的,如:[元]李京《云南志略》(金齿百夷)“交易五日一集,旦则妇人为市,日中男子为市,以毡、布、茶、盐互相贸易。”[明]徐霞客:“茶山野人时以茶、蜡、黑鱼、红藤、飞松五种商品入关交易盐、布。”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中缅边境和滇西一带的民间贸易,不成规模。

1913年,滇商李小城由木里前往康定途中被杀害,该文件讲述了当时事发经过。

清顺治十八年三月(1661年),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“以云南平定,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,求于北胜州(今永胜县)互市茶马”。吴三桂认为,尽管云南历史上没有北胜州开市的先例,但云南因为征战的需要,正需买马,与其跨越千里,去陕西买马,还不如在云南开市易马。从此,云南滇北,道路大畅,茶去土来(藏区、彝区的土产),贸易兴旺。

几年后(康熙五十九年,公元1720年),杜昌丁随云贵总督蒋陈锡从昆明出发进藏平乱,他们所经道路是昆明—大理—剑川—中甸—德钦进藏。他将每日行程记录为《藏行纪程》一书。可惜,他只是把这条道路当成一条有军事意义的道路,并未把这条道路与茶、与茶马相提并论。

不过,从他记述当时用溜索、浮桥渡江,多人死伤的情况看,这条道路一直不是一条好的贸易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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